在这里，人与自然是统一的，生命信息是相通的，从人的言说中体现出生命的某种象征意义。
他们既不承认有不死的灵魂，也不承认任何观念实体或精神实体（唯识宗有些例外），但他们承认，心是存在的，境界就是心的存在方式或存在状态。实理并不是实体，只是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，是从生生之道而来的，因此又称为自然之理，如有一物，却并不是实有一物。
这种境界是不能说的，因为凡有所说，都是名相，而名相都有所系，只有不着名相，才无所系，才能解脱，实现永恒境界。其最大的区别是入世法与出世法的区别。以解脱为境界，以彻底解脱为涅槃境界，这是佛教境界说的根本特点，这被认为是最高智慧、根本智慧。佛教修养的基本方法是止观双修和定慧不二，即主张把智慧和修行结合起来。理学之所以被称为新儒学，就在于它成功地吸收了佛、道哲学，特别是佛教哲学的成果，完成了儒家的心灵境界说。
理学家朱熹评论老子就要做事在，他不为则已，为则不可当[13]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很清楚，儒、道、佛的心灵哲学，都是从存在的意义上解释心的，即认为心是一种精神存在。境界型的哲学重视人的心灵的存在状态、存在方式，而不是认识能力（并不一概否定认识），将人视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存在，并且在心灵超越中实现一种境界。
在中国历史上，长期居于重要地位而又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儒、道、佛三大流派，就是属于这种形态的哲学。儒家哲学比起道家来，更重视情感问题。这一点是重要的，尽管他没有将这种共通感完全地归结为先验的必然性，但是毕竟承认审美情感并不是私人的，并不是不能相通的。无论将伦理归之于个人的兴趣、爱好，还是归之于纯粹的语言问题，实际上都否定了伦理道德的价值意义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儒家从根本上说是人学，而人学即仁学。在这一点上，儒、道、佛对存在有不同的解释，因而表现出不同的价值选择或价值趋向，但基本形态是相同的。
但是，我若发现它美，这却是一先验判断，我可以推想那个愉快是对每个人必然的。在中国哲学正式诞生的春秋战国时期，有所谓诸子学。这是一种极度悲怆而又极具吸引力的情感世界。情感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，是人的存在在时间中的展开。
人与世界的关系，不只是认知关系，人不只是认识主体。就人而言，我们同样需要一个完整的人。有人将天命解释成必然性，即道德命令，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，命字确实有命令的意思，天命似乎是一种无言的命令。鉴赏判断必须有一个主观性原理，这个原理只通过情感而不是通过概念，但仍然普遍有效地规定着何物令人愉快，何物令人不愉快。
比如法家，既不属于知识型，也不属于境界型，而是一个特殊形态的政治哲学。在西方，哲学从一开始就是爱智之学，而智慧被归结为理性。
表面看来，他是公开主张无情的（这也正是庄子语言的特色）。玄学中的嵇康、阮籍等人，以超越名教的方式表现其思想和人格，他们都是重情的。
这是不是说，儒家哲学只能归之于美学，或者归之于伦理学或道德哲学？因为按照西方哲学的划分，重视情感问题并以情感为基础的学说，不是归于伦理学，就是归于美学。[8]《嵇康集·养生论》。[12] 康德：《判断力批判》上卷，宗白华译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，第56页。牟宗三先生则将嵇、阮二人进行了区分，将嵇康归之于玄理派，而将阮籍归之于浪漫文人。情不系于所欲，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。用情感解释伦理的哲学家，着重于同情心这一类的情感（休谟、叔本华等人），或是兴趣、爱好一类的情感（康德和其他许多美学家），却不讲伦理学。
[14] 康德：《判断力批判》上卷，第78页。可以说，嵇康之玄远，是情志之玄远。
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始终是儒学的基本问题，人对自然界所负的责任和使命始终是人学的根本课题，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情感问题的重要。理性的历史贡献是有目共睹的。
忘者人我两忘，不作彼我之分，也就是无情之情，是为真情。非理性主义是从理性主义逃出的一条出路，这条路却不引向自由，而只更多地缠结到理性主义中去了，因为此时唤醒了一种意见，认为理性主义只消通过说不就被克服了，其实它现在只是更危险了，因为它被掩盖而更不受干扰地唱它的戏了。
[9] 他主张人应当显情而不应当匿情，不系于所欲之情，就是超越名教的自然之情，故能通物情而能与道为一。儒家讨论过天有没有心的问题，结论是，天以生为心。目的论是一个弱的理论，不是强的理论，天人授受之间有一种目的性的关系，人有善心善性，这是人的目的，但能否实现全在人自己。这样就把情感带进了先验判断里，换句话说，情感也可以在先验形式之下获得普遍性。
但是，理性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偏向，这就是人本身的问题被疏远了、被忽视了。阮籍傲然独得，任性不羁，而喜怒不形于色[10]，也是重情之人。
而儒家最关心的，正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道德情感，并且形成与此相关的所谓宇宙本体论、本体论哲学。但何谓理性？ 事实上，理性是一个含义和使用范围十分广泛的概念，在不同的时期，不同的哲学家各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，但是，有一个最基本的含义是共同的，或者是西方哲学家所能够接受的，这就是指人的理智能力。
因此，在儒家哲学中，并没有独立的美学或伦理学，更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理论理性或认识论哲学，或所谓本体论哲学、形而上学，等等。人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，因此人有不忍之心（朱子语）。
这后一点非常重要，由此才有所谓境界问题。后者是它的普遍有效性即美，是先验的。但是，儒家的宇宙本体论并没有离开人学这一根本问题，而人学也不是孤立地讲人。可见，愉快不愉快的情感，才是判定美还是不美的最后根据。
嵇康之任心，是任真情之心。儒家的生命哲学是有理性精神的，这种理性精神与自然目的论有关。
这里，最重要的是情感问题，而不是理智或理论的问题。这种情怀也就是淑亮之心，所谓任心就是任淑亮心，亦即任自然之情。
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情感，是一种情态、情趣、情志和情操、情怀，是人与人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、浑然一体的自由境界。牟宗三先生将境界形态与存在形态作了区分，认为境界形态是属于认识的，为水平线型[2]，而存在形态是属道德之体性学的，为垂直线型[3]，据此，他认为佛、道哲学都是境界形态的，而不是存在形态的，只有儒家哲学不只是境界的，更重要的是存在型的，因此能建立道之客观实体而实现主客观性统一之规模[4]，他把境界看成只是主观的、空灵的心灵状态，只与认识有关而与存在无关，又把存在问题与实体论等同起来，认为存在就是实体，这就把儒家归之于道德实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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